左切磋右创作论,发展历史学争持亟需产生

2019-05-04 01:02 来源:未知

譬之古人左图右书的读书方式,我建议人们在阅读文艺作品的时候,采取左批评右创作的作法,就是把批评文章和它所批评的那篇(部)创作放在一起,进行一番独立思考的比较、分析、判断。

批评者须将理论积累有效地化为思想与智慧。有一类文学批评者强行把自己所熟悉的套路当作通之四海的“真理”、包打天下的利器,不分青红皂白地运用到一切作品、作家、文学现象上。这样的批评,只能导致言不及物、不接地气。尤其令人反感的,是这些批评者“真理”在手的傲气与霸气,拒人千里之外,难以与作家、读者、其他批评者平等交流。我们讲理论积累,不是将某一种理论生硬地套用到文学领域,而是指批评者把理论内化于心,把诸种理论融入自己的血脉,甚至如创作一样,在理论运用上进入“无意识”的“不自觉”的状态,这样在面对作品时才能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。

  无论是对一部小说、一部电影、一部舞台剧、还是一幅画,如果批评者(鉴赏者、阅读者)所持的赏析标准不同,那就可能会得出与创作者和其他批评者绝然不同的艺术结论,从而在思想理念和艺术表现形式上出现彼此的分歧,使批评者的批评意见难以被认同和接受。例如关于一部小说,就创作方法而言,过去认为故事情节有头有尾、有塑造的人物,才能算好作品,而现在的小说则可以不要讲故事,只要表达出感官流动的情绪就可;又如现在广泛流行情节、历史、时空穿越的穿越剧、穿越小说,喜欢的人称是“创造”,否定者则认为是荒诞不经。一幅画也是如此,西方的印象派、荒诞派、野兽派甚至一些经典名画家的传世名画,在认同西方艺术观的人那里,当然“美不胜收”,但在我们这样一些崇尚中国民族传统艺术的人看来,假如不告知这些名画的作者是谁,肯定是不屑于收藏和欣赏的,所以梵高、赵无极的作品,许多中国人可能就“不识货”。近年,我们批评界对影视剧中的倾向性问题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,如胡编乱造问题(违背历史、违背原著)、穿越问题、“抗日神剧”问题等,但这些批评文章并未被创作界接受,炮弹打在石头山上又弹回来了,究其原因,是那些创作者的艺术观与批评家根本相背,他们认为胡编孙悟空与白骨精感情纠葛是“出新”,历史穿越挣脱了条条框框束缚,“武功神针”抗日为的是增加娱乐性,还以“收视率”作为说词。这些分歧,缘于批评家和创作者理念的不同,创作者认为文艺作品的功能重在娱乐,出格的胡编(在拒绝黄、赌、毒之外)无伤大雅;批评家则认为文艺作品要背负一定的社会责任,要给观众传递正确的价值观、正能量、真实的历史、维护文化传统的纯洁性等。

  有些并不从事创作的同志,都会好心地说,那有什么关系呢,读者来信么!有则改之,无则加勉吧!

在一些人看来,理论有着抽象玄妙的道理、叠床架屋的逻辑框架,这些特点造成了批评与创作之间交流沟通的障碍,也使得批评难以到达,更不用说打动读者。这些方面,当然涉及文学理论的某些特质,但这尚不是理论的全部,甚至还只是理论的表层特征。从根处来讲,每一个理论的形成都是源于理论家在社会观察、生命体验、心灵思考基础上的反思。理论有力度,也有温度、有美感。唯物主义理论充满了对现实人生的热爱;心理学理论展示浩大的人的心灵海洋;神话原型理论铺排开古今四方、人神共舞的场景……当下文学批评,“理论”不是太多,而是“太少”。“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,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。”文学批评,同样要有理论思维。

  今年以来,上海的文艺批评出现了一些可喜的现象,一些说真话的批评文章不断见诸于媒体,这些都是促进上海的创作繁荣的正能量。事实上,健康的文艺批评促进创作的发展,早已成为文艺界的普世共识,但我们却常常发现,阻碍文艺批评的阻力依然很多,除了一些非文艺问题的外在因素如“红包评论”、“炒作评论”、“亲情吹捧”、“讳疾忌医”等的制约以外,当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阻碍文艺评论正常开展的因素,这就是所运用的批评标准问题。

  这些话都是来得这么突然,而出版社又限期让你答复这封“读者来信”。冷静些吧,你至少今天不能创作了;再有勇气些吧,意思就是叫你承认自己确实犯有这些错误。

1928年7月22日,鲁迅先生在致韦素园的信中写道:“以史底惟物论批评文艺的书,我也曾看了一点,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,有许多暧昧难解的问题,都可说明。”时隔半个月后,他又在《文学的阶级性》中写道:“我只希望有切实的人,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……那么,论争起来,可能省说许多话。”这里面透露出鲁迅先生对唯物论的期盼,也可看出他对理论的重视。近些年来,文学批评界对文学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作用,是有“意见”的,且“意见”不少,集中表现在:重视理论消弥了批评家对文学的热爱,理论扼杀了批评者的感受力与感悟力,依赖理论减弱了批评的有效性,干瘪的理论化语言抹煞了批评的可读性。

  当前,上海的批评家要进一步深入开展批评,很迫切需要一个强势的“文艺公理圈”作为后盾,即有一批志同道合、文艺思想接近、坚守主流价值观底线、在创作方法方面能形成共识的批评家集群的支持;当然,集聚在这个群体麾下众多批评家,更期望有关文化领导机关、权威的学术研究部门很自然地成为“文艺公理圈”的组织者,期望知名报刊、出版社成为“文艺公理圈”的坚实的核心和阵地,庶几,上海的文艺批评就会发挥更大的威力。

  现在,有人又在害怕,是不是会又一棍子打死了批评者?

有理论积累的文学批评才能是“好处说好,坏处说坏”的真正的批评,才能是对文学创作提供借鉴的批评。王国维的《红楼梦评论》有了叔本华、康德的理论,才有对《红楼梦》美学和伦理价值的新解;以直感见长、为人称道的李健吾,曾言批评者是“一个科学的分析者”;雷达的《废墟上的精魂——〈白鹿原〉论》,贯穿着现实主义理论,体现出理论的巨大力量,等等。理论是批评者进入作品的入口,理论积累不断磨砺着批评者“说真话”的能力。在文学批评领域内,说真话之“真”应是“真理”之意。作家作品与批评者激烈碰撞的火花照亮这个世界,让世界的“真理”——文学性的真实存在——变得澄明。有理论积累的文学批评才能是有质感的批评,这样的批评有益于祛除或捧杀或棒杀的批评;也只有这样的批评,才有可能启发作者创作出更好的作品。

  要开展健康的文艺批评,必须有一个公认的批评标准,不仅让批评家遵循,也要让公众接受,这就是一种普世的“文艺公理”。所谓普世的“文艺公理”,它包括作品传递的思想理念和创作方法两个方面,思想理念是指符合党的十八精神所提倡和发扬的主流价值观,它们能引导人们爱国奋进、培植社会的良好新风和法治公序,即我们常说的正能量;创作方法则是指在一定的艺术范围中形成的创作方法(表现手法)上的共识,也就是说,如何发展创作,要有一定的规矩。“文艺公理”是个学术问题,它应该在有共同主张的批评家的圈子中逐步形成共识,然后依据自己的“文艺公理”即批评的标准,在文艺批评中形成合力,宣传并强调“文艺公理圈”共同的主张,从而使文艺批评能真正发力,并为社会大多数公众所接受,达到批评的目的。“文艺公理”并不是艺术宗派或固步自封的代名词,批评的普世标准也并非一成不变,应随时势和创作的发展而应变;同时,运用“文艺公理”进行批评,也应掌握尺度,要有科学精神。

  它常常并不是群众的意见,而是从来也不理解作品的生活实际,只会板“正确”面孔的个人的武断。在作者这方面,就有了马的苦恼。

作者单位: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

  这就是我为什么提倡左批评右创作的理由。有些批评是发表了的,有些批评是直接寄到作者手里的,也有些是由报刊或出版社的编辑部转来的。这中间当然有很多对作者颇有教益的文章,批评者的诚恳热情也是应该长久铭记在心的。但是,在前一二年(这一年来减少了),正当你铺纸濡笔,培养起情绪,准备写作的时候,忽然有一封批评稿件放到了你的桌上,对你的批评是:

批评者的生命体验——包括文学的感受力、领悟力等,与理论积累共同构成了文学批评的两翼,甚至可以说,融入批评者血液的理论,与生命体验是无法剥离、圆融一体的。这样的批评家创作出来的文学批评,才可能是有效的。

  “我建议出版机关把这本恶劣到家的书,停止出版!”

批评者须将理论积累有效地化为思想与智慧。

  “这个作者太无耻了!”

(作者单位: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)

  1956年8月13日作者附记:此系旧稿,写于一九五六年,未能发表。运动期间,家中文字荡然,此稿因为一青年友人取去,幸未遗失。运动过后,彼知我爱惜羽毛,将此连同其他一些稿件,送还我手,完整无损。深感保存此等物件之不易,现略加订正,表而出之。目前,文艺界之民主及实事求是作风,提倡甚力,已有成效。此文议论,作为历史经验教训观之可也。

批评;积累;真理;文学理论;创作;鲁迅;孙书文;红楼梦;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;阶级性

  从事创作的同志,可以提出自己遭遇的事实。在广大的读者方面呢,就是要提倡把批评和创作对照起来看。一经对照,谁是谁非,是否粗暴,就会弄清楚了。如果创作和批评的篇幅都不很长,可以放在一起发表。过去,鲁迅就是采取这个办法的。

  什么叫切身的体会呢?对于批评家,历史上的大作家们,例如托尔斯泰、高尔基、鲁迅都发表过一些感想,这些感想,大家都是熟悉的,不必引证。这些大作家也没有一个不衷心地尊崇与他同时代的伟大的批评家,例如鲁迅之于瞿秋白,这也是大家熟悉的。然而,为了说明什么叫做切身的感受,我们还是不妨引证契诃夫对批评家——这当然指的是不好的批评家的一个看法,他说有些批评家对于作家的工作来说,就像正在耕作的马的肚皮上飞拢的虻蝇。

  我想,这对于创作和批评都会是有益的,都可以得到提高。对于欣赏和学习,也可以收到一种实证化验的乐趣。

  这样做,就可以使读者看到耕地的深浅,看到马匹的勤惰,也可以看到批评是在认真地鞭策,还是在肚皮下嗡嗡!

  这样做,就可以使创作和批评站在平等的地位,而免除多年来的批评好像是在审判,创作好像是在受审的感觉。

  我想这并不是因为当代的作者,都害怕批评,忽然都变得脆弱,都成了胆小鬼。因为这确是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,这个问题在局外人看得不很清楚,而从事创作的人,却有种种切身的体会。

  我想创作本身永远不会一棒子打死批评者,因为从各方面考察,创作的武器作用,并不在这一方面。

  这个比方当然是不够客气的,但是,它确实是契诃夫的亲身的体会,也正如耕作的马,确实有它本身的苦恼一样。

  批评是否可以起障碍的作用?我想是可以的。就其职责来说,简直是不可避免的。如果在创作界流行着一种不正确的创作方法,或是在某一作家的创作里,确实已透露着一种不良的倾向,难道能够听其发展,看着它泛滥,而不允许批评家挺身而出,对它加以干涉指责,甚至当头棒喝吗?在泛滥为灾的水流前面,筑起一道障碍,甚至坚壁高垒,这都是应该的。别林斯基对于果戈理的错误倾向,就是这样做的,也没有听到当时以及后来的创作界对他发表过什么怨言,更没有人说过他粗暴。

  但是,为什么现在有些作者竟然说起批评者粗暴来了呢?

现代文学, 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批评界流行着这样一种风气:从创作里摘取一句一段,再加以主观的逻辑,就给作者定下了这个那个的罪名。

  1979年1月底

  因为,直到现在,还有人在怀疑,究竟在这几年里,批评是否粗暴了?以及这种批评是否对创作发生了种种不良的影响——就是所谓障碍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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